联合国消息
国际妇女节当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题为《我们有力量：女性、青春期女孩和HIV应对》。报告强调，目前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是全球15至49岁女性的主要死因。报告给出的建议包括呼吁各国政府改革法律，终结基于性取向、性行为、毒品使用、性别认同和HIV状况的入罪化和强制性措施。这些有害的法律和政策使妇女和女孩遭受污名和歧视，因此无法获得HIV相关的服务和医疗。报告还强调，无论性别身份、性取向或HIV状况如何，都需要全面的性教育，以及完善的HIV与生殖医疗服务。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温妮·比扬伊玛(Winnie Byanyima)表示：
“我们需要女权主义者领导大胆的行动来结束性别不平等，对抗有关女性性行为的禁忌，不再剥夺女性身体和生活选择方面的基本自由和自主权。”
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艾哈迈德·沙希德（Ahmed Shaheed）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最新的报告，涉及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歧视。该报告记录了以宗教名义对妇女、女孩和LGBT+人群施加的暴力和歧视。报告还指出，一些政府利用宗教来捍卫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进行入罪和限制性与生殖权利的政策与法律。沙希德在向理事会发表讲话时，对援引宗教自由以倒退人权的政治运动表示担忧：
“我坚决反对任何能被援引以‘正当地’对妇女、女孩或LGBT+人群施加暴力和歧视的宗教信仰。”
世界政治
马耳他政府去年发起了一次公众咨询，以改革规范性交易和人口贩运的法律。议会负责平等和改革的秘书长Rosianne Cutajar目前提议，新的法律将性工作和买春合法化。这背离了传统的“北欧模式”，该模式使得性工作者免于刑罚，并提供服务帮助他们退出色情产业，同时将买春行为定罪。这种模式应用于瑞典、挪威、冰岛、爱尔兰、加拿大、法国和以色列等国。尽管一些人权组织反对将买春合法化，他们表示，这将允许“女性身体被商品化和物化”，但另一些组织则认为，为保护性工作者的权利，并让各种性别的性工作者感到安全，有必要实行全面的去罪化。
在印度，性工作者举行集会，要求将性工作去罪化。一年多来，印度政府一直试图改革《贩运人口(预防、保护和康复)法案》。集会期间，一些组织呼吁，政府官员在修订法案之前，开启协商来讨论国内性工作者的需求。
印尼一些众议院议员提出了一项名为《家庭韧性法案》的法律草案，欲引入几项严厉的政策，包括禁止代孕和精子捐赠，要求妻子规范家庭事务，“履行丈夫和孩子的权利”，以及性“变态”（包括女同和男同）应寻求“康复”治疗。法案文本泄露后，许多人公开表示反对。
同样在印尼，保守派政客反对等待已久的性暴力法案，因为他们称该法案“促进了自由和反常的性行为”。国家反暴力侵害女性委员会(Komnas Perempuan)敦促批评者与他们会面，并指出误解阻碍了法案的进展。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研究了被一些LGBTQ活动人士称作“民权的回鞭”，指奥巴马政府时期给予LGBT+人群的权利和保护被突然的逆转。NPR还研究了一些即将审议的最高法院的案件，这些案件将进一步影响LGBT社群。
同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跨性别学生参加女性学校体育活动，这项法案必须在州参议院获得通过才能成为法律。其他六个州也在考虑类似的立法。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房委会拒绝国外结婚的同性伴侣申请公租房的政策违宪。
联盟政治：
俄罗斯正在推进一项新的修正案，作为一揽子宪法改革的一部分，该修正案将婚姻规定为只在一男一女之间。莫斯科政治学家埃卡捷琳娜·舒尔曼(Ekaterina Schulmann)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婚姻修正案拟将宪法改革框定为“对传统价值观的全民公投”。公众预计将在4月下旬就改革的最终项目进行投票，然而公众的热情一直很低。专家表示，增加“热点”话题将提高投票率。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房委会拒绝国外结婚的同性伴侣申请公租房的政策是违宪的。法官认为，房委会无法证明为什么同性伴侣应该受到与异性夫妇不同的对待。有观点认为，核实国外同性婚姻的真实性在管理上会更加复杂或不便，该法官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一些有名的议员敦促政府提出上诉。
日本东京高等法院裁定，普通法婚姻中同性伴侣可以享受与异性伴侣相同的法律福利。这对处于案件中心的伴侣在美国结婚，并在日本共同生活了七年。其中一名起诉她的前伴侣不忠，要求赔偿损失。然而，被告辩称，由于日本没有同性婚姻，普通法婚姻的法律标准并不明确。法院裁决，同性伴侣“承担的忠贞义务与合法结婚的异性夫妇相同”。
法庭裁决:
萨尔瓦多三名警察因谋杀跨性别人士卡米拉·迪亚兹·科尔多瓦(Camila Díaz Córdova)受审。法官西德尼·布兰科(Sidney Blanco)宣布，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警察与谋杀有牵连；然而，不会被作为仇恨犯罪起诉，这让活动人士感到失望。科尔多瓦近年来一直在美国寻求庇护，以躲避帮派暴力。在美国被驱逐后不久，她惨遭绑架和谋杀。《外交政策杂志》记录了她艰难的旅程。
波兰几名市政府官员宣布，他们将起诉创建名为“仇恨地图集”地图的活动人士，这张地图突出了该国制定“无LGBT人群区”和实行“反LGBT”决议的地区。诉讼过程中，官员们辩称，他们的决议基于“市家庭权利宪章”，并没有明确提到“LGBT意识形态”。创建家庭权利宪章的组织协调员帕维尔·克瓦什尼亚克(Pawel Kwasniak)解释说，该宪章是“对来自极左翼意识形态、社会运动、LGBT意识形态和性别意识形态的威胁的回应，这些意识形态正愈加在世界各地和波兰蔓延”。
来自巴巴多斯的亚历克萨·霍夫曼(Alexa Hoffman)是挑战同性性行为刑事化的倡导者之一，她接受了”今日巴巴多斯”电视台的采访，谈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去罪化上的成功如何为整个区域的诉讼提供了路标。
以色列高等法院裁定，只允许异性夫妇和单身女性使用代孕方式生育孩子的现行代孕法是具有歧视性的。201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代孕扩大到单身女性；然而，首相投票反对针对同性伴侣和男性代孕的修正案。当时，活动人士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的罢工，超过10万人抗议被排除在这项权益之外。五名法官给以色列议会一年的时间来修改法律，确保平等的机会。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与LGBTQ团体联盟对该州性教育法提起的诉讼达成和解。这项法律制定于1988年，禁止公立学校健康课程提及“可替代的性生活方式”，除非涉及到性传播疾病。和解协议要求南卡罗来纳州教育部门在60天内颁布新政策。包括艾滋病相关信息在内的性教育在美国各州各不相同。目前，有七个州要求只在负面情景下讨论非异性关系。
宗教新闻：
澳大利亚检察长公布了一些公众咨询意见书，有关去年12月被搁置的宗教自由法案草案。如果获得通过，这将意味着宗教权利将超越其他权利，并凌驾于其他联邦和州反歧视法案之上。对最新草案的评论表明，公众仍存在严重分歧。医学专家、商界领袖、青年团体、女性团体以及其他群体反对这项法案，并具体举例说明它会如何伤害个体和社会。许多宗教团体表示支持这项法案，尽管他们经常呼吁进行更多的调整以支持宗教。这种支持并不是普遍的：例如，天主教社会服务组织“神圣使命”提出，宗教自由必须平衡：
“我们认为，宗教歧视条例草案将允许个人和组织利用信仰作为造成伤害的手段，包括拒绝人们获得基本的服务。”
波兰活动人士在华沙教堂外举行抗议活动，大主教马雷克·J·德拉谢夫斯基(MarekJęDaszewski)当时正在做弥撒。据报道，警方立即封锁了人群，不允许任何“看起来”是LGBT群体的成员进入教堂。这位大主教经常表达反LGBT的情绪，包括同性恋权利是一场真正的“彩虹瘟疫”。电影制作人巴托兹·斯塔谢夫斯基(Bartosz Staszewski)表示，他参加抗议活动是因为：
“我们不是彩虹瘟疫，并非他说的那样。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想要正视这位主教。”
全球信仰联合网络执行主任ToniKruger-Ayebazibwe与Hivos讨论了如何努力地将来自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聚集在一起，以开启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对话。来自韩国、法国、肯尼亚、东南亚、印度、瑞士和拉丁美洲的领导人讨论了各自的背景，以及他们如何努力实现包容和接纳。
LGBTI孩子年轻无家可归的可能性是其他12至18岁孩子的两倍。
恐惧与仇恨：
针对澳大利亚LGBT流浪者的研究项目发现，LGBTI孩子年轻无家可归的可能性是其他12至18岁孩子的两倍。在悉尼同性恋狂欢节的最后几天，“青年不再流浪”组织筹集了超过10万澳元，几乎打破了最大的“由人组成房子形状”的世界纪录，以进一步提高人们对这一议题的意识。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项调查发现，英格兰各地的地方议会一直在强迫被赶出家门的年轻LGBT人群出示父母的信件，作为无家可归的“证据”。委员会拒绝支持没有信件的年轻人，并给一些孩子贴上“故意流浪”的标签。当地政府表示，由于资金压力，他们能给予的支持有限。一名16岁的少年认为：
“我觉得议会在针对我，针对我的家庭，我感到无处可去。”
记者加里· 纳恩(Gary Nunn)分享了从澳大利亚到英国、美国和巴西等地被父母赶出家门的LGBT人群的经历。
美国国家无家可归教育中心发现，2018年有150万学生无家可归，此前的研究发现，约40%的无家可归青年是LGBTQ。随着COVID-19导致全国多所大学和学院关闭校园，取消面授课程，人们担心这些孤立无助的学生将无处可去。
同样在美国，发表在《美国儿科杂志》(The Jama Pediatrics)上一项新研究的作者表示，当下发生着“针对性少数族裔青少年的暴力危机”。通过疾控中心《全国青年危险行为调查》，他们发现，14岁至18岁的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对性别感到看困惑的青年，他们面临的身体暴力风险约是同龄人的两倍。超过20%的人报告遭遇过性侵犯，12%遭受来自亲密伴侣的暴力。
欧洲骄傲游行组织者协会主席克里斯汀·加林表示，COVID-19预计将导致整个欧洲骄傲节的“取消、缩减或推迟”。
改革之风：
非洲酷儿青年倡议组织推出一个名为“安全酷儿”的新网站，旨在帮助LGBT青年在互联网上导航。它为世界各地即使网速最慢的地域的酷儿们设计，提供保持线上和使用交友软件安全的建议，为组织提供安全手册，以及提供可下载供离线使用的材料。
南非LGBT活动人士开设了非洲第一个酷儿健康中心，以提供“没有污名”的性健康和心理健康服务。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一段视频，有关津巴布韦间性人社群创始人罗尼·祖泽(Ronie Zuze)。Zuze分享了作为间性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如何影响间性人的成长:
“我知道有很多关于间性人身体的污名和误解，但父母们不必惊慌。我想让间性人知道没什么好羞耻的，要骄傲。”
在南非，外联非洲授予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对LGBTI+社群所做的工作。作家Adriaanvan Klinken和Ezra Chitando代表LGBTI+群体深入了解了图图代表LGBBTI人群所表现出的激进。在一份声明中，Desmond&LeahTutu遗产基金会回顾说：
“(图图大主教)有勇气讲出别人不敢讲的话。因为实际上没有圣杯，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不会崇拜一个仇视同性恋的上帝，如果天堂里有恐同症，他宁愿下地狱。”
这段来自VOA的视频中，喀麦隆辩护律师爱丽丝·恩科姆(Alice Nkom)为同性关系去罪化而战。她是为数不多不顾暴力和死亡威胁愿意为被怀疑是同性恋者辩护的律师之一：
“作为一名同性恋权利捍卫者，我付出的代价是被拒绝，被攻击。我没有被认为在维护人权，因为对他们来说，同性恋者的权利不是人权。“。
玛瑞纳·温库尔(MarianaWinocur)为《ARC国际》撰稿，反思了ARC最新的国际对话，这些活动把当地合作伙伴、活动家、学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分享促进LGBTIQ权利的经验。温库尔的一大收获是语言的重要性：人们如何自我认同、解释多样性，如何纳入或被排除在这场运动中，以及语言如何影响国内和国际法。
安德烈·惠勒(AndréWheeler)为《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撰文，描述了蔑称“死基佬”是如何影响他作为在保守社区长大的黑人、同性恋孩子在德克萨斯州的成长。他分析了LGBTQ+社群中一些人是如何重新使用这个词，解释了为什么重新拾起这样的字眼他试着变得释然。
在英国，争取跨性别者权利，特别是跨性别女性的权利，继续在媒体和政治中与跨性别恐惧症的仇恨言论作斗争。哲学和女权主义教授詹妮弗·索尔(Jennifer Saul)为《对话》撰稿，分析了辩论中有关语言的使用。她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使用“TERF”这个词（“排斥跨性别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首字母缩写，或不承认跨性别女性是女性）并认为跨性别者权利与女性权利相对立：
“使用TERF会导致我们偏离到一场关于什么是蔑称的辩论，更重要的是，会掩盖真正战斗真相的。本质上，这是一场关于跨性别者权利的辩论。这才是需要理解和被突出的。我们的语言可以帮助发现这些权利如何以及是否形成和受到保护的。
俄罗斯和其他19个国家驱逐了感染艾滋病毒的非本国公民。
在前进：
肯尼亚，一些LGBT难民担心失去他们在内罗毕的安全住所，因为支持他们的组织资金耗尽。多年来，肯尼亚接收了包括LGBT在内的许多难民，尽管该国自己的法律会将同性性行为定罪。这些LGBT难民在难民营中经常面临由恐同带来的无名和歧视。
玛丽亚·格奥尔基耶娃(MariaGeorgieva)在俄罗斯采访了几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移民，他们由于感染的身份和性取向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俄罗斯和其他19个国家驱逐了感染艾滋病毒的非本国公民。尽管同性性行为在这个国家没有被定罪，但审查和污名性的法律经常被用来对付LGBT人群。俄罗斯政府为HIV阳性的俄罗斯人提供免费治疗，然而专家表示，移民却得不到治疗。叫做“STEPS”这家组织致力于帮助移民、同性恋者和性工作者找到愿意私下实施治疗的医生。
据路透社报道，来自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联邦检查发现数百个“医疗上的缺陷”后（包括忽视HIV阳性感染者），一家收容移民的私人监狱被迫转移所有跨性别和患有慢性病的在押人员。2015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签署了一项协议，为跨性别移民提供保护。然而，ICE前主任托马斯·霍曼(Thomas Homan)表示，许多设施一直不愿修改合同。据Buzzfeed新闻报道，这场有举报人举报有关ICE监狱医疗严重不足或监管严重不力的风波中，这家监狱也卷入其中。
同样在美国，《华盛顿刀锋报》(WashingtonBlade)宣布，其记者亚里尔·瓦尔德斯·冈萨雷斯(Yariel Valdés González)已获得庇护，并从ICE拘留中获释。冈萨雷斯曾报道LGBTQ移民跟着中美洲大篷车一起旅行的情况，他已经被关押了近一年。
HIV与健康
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性感染会议期间(CROI 2020，由于COVID-19爆发的影响，今年实际上没有现场举行)，研究人员宣布，这名“（来自）伦敦的患者”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在停止抗逆转录病毒治疗30个月后仍未检测出活性病毒。该患者（亚当·卡斯蒂列霍）似乎在接受淋巴瘤骨髓移植后，艾滋病毒感染被治愈。卡斯蒂略担心受到负面的关注，所以直到最近才透露了自己的身份，他说：
“我想成为希望的使者……不想让人们认为，‘哦，你只是恰巧被选中了。’不，就这么发生了。治愈发生的时候，我在正确的地方，很有可能也是在正确的时间。“。
澳大利亚向CROI 2020提交的一项研究发现，HIV治疗以作预防与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新感染HIV人数大幅下降有着密切的关联。该研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在PrEP问世之前，HIV感染人数也有所下降。这也是为数不多在群体级别上评估（病毒载量持续）检测不到=（HIV通过性行为）传播不了(U=U)的研究之一。提交给CROI 2020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由于大量有关PrEP（暴露前预防药物）的错误信息，四个城市里大部分男同性恋者以及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没有使用PrEP。Kenneth H.Mayer博士指出，虽然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相似，但这一数据非常新，表明有关PrEP教育的努力没有奏效。
《美国内科年鉴》(AnnalsOf Internal Medicine)上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获准使用PrEP的新药达可挥（Descovy）不太可能比替代药药效更好。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新药可能会破坏扩大PrEP触及美国更多易感染人群的努力。
《柳叶刀·艾滋病病毒》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在肯尼亚和乌干达服用PrEP的试验参与者中，三分之一对药物的依从性很差。该研究表明，扩大PrEP使用人群存在实际操作上障碍，如自我风险认知、污名和获取药物的物流问题。
南非一项随机试验发现，与那些接受临床护理的人相比，接受社区治疗服务(包括使用移动面包车获取药物)的HIV阳性感染者实现了更好的病毒抑制。
加拿大已提交一份新的刑法修正案草案，旨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转换疗法。根据《加拿大精神病学杂志》的一份报告，超过2万名LGBTQ和双灵（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的灵魂）人士接受过转换疗法，以改变他们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
一百多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组织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关注LGBTQ人群，认为他们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风险比普通人群更高。这些组织认为，导致社群面临更高风险的因素包括更高比例的抽烟，以及由HIV与癌症导致的免疫系统受损的比率更高。他们还指出，在医疗服务中受到歧视的经历会阻碍LGBTQ+人群寻求帮助。
唐纳德·尼科尔森(DonaldNicolson)博士为《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 Of Economics)撰文，探索20世纪80年代应对艾滋病疫情的方式如何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由COVID-19带来的公共健康威胁：
“公共卫生部门和媒体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未能正确理解艾滋病，这对应对COVID-19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教训。COVID-19的传播、科学应对和公众意识远远快于艾滋病的流行。然而，应对COVID-19的威胁还需要对流行病社会与文化的层面进行细致入微的思考。”
体育与文化
美国篮球明星德怀恩·韦德(DwyaneWade)与主持人艾伦·德杰尼勒斯(EllenDegeneres)分享了他12岁的女儿出柜后家庭的历程。韦德和他的妻子，女演员加布里埃尔·尤尼恩(GabrielUnion)因公开支持女儿扎亚获得赞誉。
泰国主办了第15届年度全球变性人选美大赛，这是一场以跨性别女性为特色的选美比赛。来自墨西哥的瓦伦蒂娜·弗卢夏尔加冕冠军。亚军来自泰国的Ruethaipreeya Nuanglee回顾说：
“我们不能强迫人们爱我们。但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想为改变有关跨性别法律发声。”
英国广播公司发布了一部新纪录片，强调了变装皇后将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聚在一起的努力。尽管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让许多人产生分歧，但艺术家们仍在讨论如何相互支持齐心协力。
